本文原载于《北方论丛》年第5期，篇幅原因，注释部分略去，敬请查看原刊。
［摘要］中国传统写作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的呈现路径，不只是写作实践理论，不只是思维训练体系，还是思想文化成果，更是美学精神宝藏。汪曾祺的小说在文学发生、营构、传达和意旨等各个环节都极为全面与深刻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写作学的理念、智慧、气度和神韵，从而成功地、生动地诠释了中国的“当代文学”和文学的“当代中国”。［关键词］中国传统；写作学；汪曾祺；当代传承汪曾祺说：“中国当代文学含蕴着传统的文化，这才成为当代的中国文学。正如现代化的中国里面有古代的中国。如果只有现代化，没有古代中国，那么中国就不成其为中国。”一个时期好的文学，应该是这个时期母语使用的优秀样本，是这个时期母语建设的大力推动者。比之中国现代文学白话文运动对汉语现代化“狂飙突进，激情飞扬”的贡献，中国当代文学的努力落差不小。我们当然要承认，处在开创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语言革命，几乎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其力度、硬度与深度不好简单参照。而中国当代文学身在发展期，是从有到优的过程，相对平稳平静也在情理之中。中国当代文学在年代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的文学缺少高规格语言学和文章学的要求和追求，这种现实也是文学滑向人们阅读兴致边缘的一个诱因。好在，透过汪曾祺小说“全集”，我们可以看到一部整严的汉语文章构成法，看到一套系统的中国写作学原理。
汪曾祺（-）
一、文学发生：“情动于中”
熟悉汪曾祺的亲友、乡邻和读者，都极力称赞他的博闻强记。我们从他本人的文字记述里也能充分体会到这一点：“我从小喜欢到处走，东看看，西看看(这一点和我的老师沈从文有点像)。放学回来，一路上有很多东西可看。路过银匠店，我走进去看老银匠在模子上敲打半天，敲出一个用来钉在小孩的虎头帽上的小罗汉。路过画匠店，我歪着脑袋看他们画‘家神菩萨’或玻璃油画福禄寿三星。路过竹厂，看竹匠把竹子一头劈成几岔，在火上烤弯，做成一张一张草筢子……多少年来，我还记得从我的家到小学的一路每家店铺、人家的样子。去年回乡，一个亲戚请我喝酒，我还能清清楚楚把他家原来的布店的店堂里的格局描绘出来，背得出。这使他大为惊奇，连说：‘是的是的。’”连汪曾祺自己说过，可能就是这种东看看西看看的习惯，使他后来成为一个作家。当年银匠店、画匠店和竹厂的格局、细节，连同布店“白色的屏门上用蓝漆写的一副对子”，汪曾祺在四十多年后竟然都还清晰地记得。我们在羡慕他一副聪明的头脑和超一般记忆力的时候，实际很容易忽略他对万事万物的感情。没有“情动于中”的触发，没有好奇、欢喜的投注，就只能有扫视，甚至漠视，不会有观察，更不会有铭记。作家对所写生活、人物、事件的态度和把握的深度，通常会从感情出发，最后再回到感情。文学反映的是生活，作家的生活根基决定了作品的形态和成败。汪曾祺是世风民俗书写大家，有时借重他的文字，我们可以把已经湮灭于历史或岁月深处的一种文化、一种技艺重新恢复起来，他的一些小说成为风物志。没有长时间的观察、浸淫，是断断无法实现的。戴车匠的儿子曾经感叹：“由于汪老精细的观察和深厚的文学功力，将车匠这个古老、稀少、尚无文字记载的行业，从选料、砍原坯、车床结构、螺刀加工到新产品种类、用途等，都描写得十分准确而精美”，“《戴车匠》这篇小说自然作为家史的一部分传给后代”。细致入微的生活观察，使得汪曾祺在面对众多写作素材时，可以做到自由取舍、最佳取舍。汪曾祺小说的一大特点是好多作品都有“本事”——《受戒》中写的善因寺方丈石桥，原型就是他父亲的和尚朋友铁桥，确实是善因寺的方丈；小说《岁寒三友》说到靳彝甫“有一盒爱若性命的东西，是三块田黄石章”，实际上写的是汪曾祺父亲的收藏；小说《珠子灯》里所写的孙小姐的原型，就是他的二伯母；《鉴赏家》写“全县第一个大画家是季匋民”实有其人，原名王陶民……但汪曾祺小说里的生活都在“似”与“不似”之间。当中，涉及真实与虚构、表现与再现、回忆与选择记忆等诸多关系的拿捏问题，汪曾祺都有过人、惊人之处。汪曾祺《受戒》
林超然《汪曾祺论》（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年）
唐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这里强调的首先是“外物”对写作者情感的触发作用，没有这些“外物”，写作者的创作冲动就失去了诱因和支点。保有中华文明和世风、乡风的故里生活对汪曾祺人生成长的意义非同凡响，在深刻铭记的同时，汪曾祺格外强调“回忆”的作用。他觉得小说就是写回忆的，文学就是写回忆的。回忆本身就是一个选材、取舍的过程，经过岁月淘洗，最终沉淀下来的，一定是人生中的要紧之事。回忆还是一个“降温”处理后的思索活动，火气、浮躁和冲动已过滤掉了很多，这便于冷静、客观的书写。“我常到两处药店去玩，尤其是保全堂，几乎每天都去。我熟悉一些中药的加工过程，熟悉药材的形状、颜色、气味。有时也参加搓‘梧桐子大’的蜜丸，碾药，摊膏药。保全堂的‘管事’、‘同事’(配药的店员)、‘相公’(学生意未满师的)跟我关系很好。他们对我有一个很亲切的称呼，不叫我的名字，叫‘黑少’——我小名叫黑子。我这辈子没有别人这样称呼过我”。汪曾祺小说《异秉》写的就是保全堂的生活。《异秉》是汪曾祺的短篇代表作之一，初写于年，重写于年，通行本为年作品。“异秉”即异于常人之处，异秉通常能带来好运富贵。作品写苏中小镇高邮的风土人情、市井烟霞，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流行宏大叙事的特殊语境里，这篇正视民间大地和升斗小民生活的作品，显得别具一格。小说前部分写卖熏烧的老板王二的发迹史，后部分写保全堂伙计的生存现实，两部分由热衷讲古的闲汉张汉轩来连接。严格说来，小说没有贯穿性人物，没有贯穿性情节，全靠作家匠心独具的选材铺排、沉静老到的谋篇布局和收放自如的风俗书写，达到“处处有人”“处处有事”的神奇境界。“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高明的剪裁，可以使古今、人事、情理融会贯通，天衣无缝，巧妙编织，为我所用。但非世事触发则不能成文。《异秉》写的是小百姓，却不是小主题——人物听信命运摆布，把未来希望寄托在是否具有某种生理特征(是否可以做到“大小解分清”)上，这是一种怎样的处世立场?《异秉》彻底摆脱对小市民习气肤浅揶揄的牢笼，走向沉重、深邃主题。汪曾祺对落后、消极和蒙昧人生态度的深刻揭示，实际上是生动地延续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孟子所说“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虽然是鉴赏论而非创作论，却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寻找作家的“目之所及”“心之所及”，从而发现作家
